我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香港理工大學與大眾結緣。最初高小姐找我，說她負責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課程中的一節是談宗教的，問我可否代講，我說當然可以。經過商討之後，我們決定介紹有關佛教在香港發展的歷史和近期的復興。所以找今次祇講歷史，而不是講教理或講經。
一個宗教的興起和衰落是有其內在和客觀因素的。客觀因素是指政治環境、經濟、教育水平、資訊流通與科技發展等。先說政治環境，譬如唐朝武則天當權的時候，因她信佛並大力弘揚佛教，所以在武則天統治下，佛教非常興盛。梁武帝的時候亦是如此，因為梁武帝信佛，所以差不多所有國民都是佛教徒。反之如前蘇聯，因共產主義抗拒宗教，故當時蘇聯可以說是沒有宗教或沒有任何宗教活動的。可見政權對宗教的興衰都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經濟，這並非指人民的當或貧，富貴人家有宗教信仰，窮人亦有信宗教者;最重要的是人民有沒有時間去接觸宗教，學習宗教。譬如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繁榮，人人都祇顧求財，往往忽略了宗教乃至道德。到了九十年代，香港人發財立品，他們又開始對宗教產生更多的興趣，並對選擇宗教的要求提高了。
在資訊流通方面，經書的印製，報紙的報導，電視的傳播等，均對於宗教的弘揚，有很大的影響。
兩宗教的內在因素，乃指宗教能否滿足信徒的心靈需要。每一個人的心靈需要都不同，譬如有些人祇需要感覺到神的加庇或菩薩的加持，那他就信奉。這是純粹因為宗教的靈驗或只憑一份感情而去接受信仰。例如很多香港入去拜黃大仙，就是覺得黃大仙靈驗，能夠幫助他們。但是有些人信宗教不單止要一種感應，他們更加要求宗教的合理性，教義要符合他們所體會，觀察的世間，而不僅是從一種信者得救那麼簡單的層面去接觸宗教。近年佛教的興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人對宗教的要求提高了所致。
此外，宗教領袖對於宗教的發展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宗教的領導人，譬如大眾所接觸到的法師、神父、牧師等，他們個人的品德，能否與教徒溝通及予人歸屬感等，都對宗教的弘揚乃至傳播，有絕對的影響。
以上各種是影響一個宗教興衰的外在和內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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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講的宗教歷史，主要包括香港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香港當然還有道教、回教，乃至其他一些相對比較小的教派，其中道教更擁有相當數量的信徒。另外又有所謂先天道(即以前的白蓮教)，在香港亦擁有一定的信徒。但我今日祇談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主要是將三教的發展比對一下，從而了解佛教發展的情況和未來的趨勢。
香港佛教最早期的歷史，是香港的三大古寺:杯渡寺，靈渡寺和凌雲寺。杯渡寺和靈渡寺的由來可追索到南北朝劉宋年間(即公元三一七年至四二零年)的杯渡禪師。根據高僧傳的記載，杯渡禪師有神異奇力，當時的人不知他的姓名，但因他常以大木杯放海中，然後自已跳上去，杯子便會泛行渡海，無假風棹，輕疾而飛，故此稱他為杯渡禪師。他曾來香港，後人為了紀念這位禪師，就有杯渡寺的出現，這也就是香港第一間佛寺，(即現在的青山寺)。此外，靈渡寺相傳原是一間小茅篷，後來杯渡禪師在那兒住過而命名。靈渡寺至今仍然存在，位於元朗，過去在唐、宋兩個朝代都曾重修，而最近一次的重建是在一九七零年，當時由聖一法師開光，並邀請當時新界民政處長剪綵。這兩間寺院都有超過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第三間凌雲寺則建於明初朱元璋洪武年間(公元一三八零年)。根據記載，當時元朗鄧家有兩兄弟．，大哥娶了張姓女子為妻：生了三個孩子；而弟弟則娶了東莞一位姓何的女子為妻。後來，何氏的家人造反，被皇帝處分，有一萬五千人被殺。因為弟弟娶了何氏，所以他亦被捕捉了，並派往遼東守邊防。大哥有感弟弟資質比較愚鈍，婚後又未有孩子，覺得若弟弟被流放遼東，必死無疑，於是他便代第前駐守邊防。三年刑滿後，大哥本欲步行回元朗。可是，當他來到江南時已經很疲乏，於是就在那兒行乞渡日，並在地上寫一些談及自己身世的詩。由於他是文人出身，他的文采，很快地便受到當地姓陳的大富翁欣賞，並請他回家做私人教師，兩年後，更將姓黃的養女嫁與為妻。婚後一年，黃氏生一男嬰，取名鄧鋗。但是，大哥因為在遼東時太過辛勞，所以再過一年，他就不幸病逝。陳翁在他死後，便把黃氏及其兒子鄧鋗送回元朗去。到元朗後，卻因為兩家一直都沒有家書來往，鄧家另外的三個孩子不相信黃氏是他們的後母。幸虧鄧兄曾在扇上記載自己的事蹟，講及自已如何在遼東受苦。當三兄弟讀扇文至「行乞江南，娶黃氏，生鄧鋗」時便抱頭痛哭，按著披麻戴孝，並認了黃氏為後母。一年後，鄧鋗又逝世。黃氏因感自己的丈夫及兒子相繼逝世，自已又身在異鄉，很是淒涼，傷心哭泣。三個孩子為了安慰她，便為她在現時錦田的觀音山下建了凌雲淨室，這就是凌雲寺的前身。到一八二二年，一位滌塵法師來到凌雲淨室，覺得淨室風水及各方面的環境非常好，於是把它改建為凌雲寺。一九零零年，妙參法師又再將它重建。到一九一八年寺院建成之後，妙參法師便在寺中傳戒，更把凌雲寺變為香港第一間的女眾十方道場，至今猶在。4
上面所講的就是佛教在香港發展的根源。其實，在英國人未管治香港之前，香港人口是非常少的。據英國人的統計，香港在一八四一年的總人口只有七千四百五十人，而現在香港理工大學的全日制學生也有一萬三千四百多人，可想像，昔日香港人口如何稀少。當時村民的信仰基本上跟現代的香港人差不多，他們拜土地，信天神、奉地主。村中有祠堂，他們也到天后廟、文武廟拜神。至於民間的佛教，人們基本上信奉觀音媽媽。例如有些父母恐怕自己的孩子養不大，於是在孩子出生不久後，他們便給孩子跟觀音菩薩結誼親(即一般說的「上契」)，故人稱觀音菩薩為觀音媽媽。由此可見，正信的佛教在當時不流行，而民間信仰祇是一些很平實的宗教。所謂「平實」，乃指他們僅希望土地公保神出入平安，灶君保祐飲食健康，天后娘娘保祐打魚耕田平安大吉。致於人生大事，譬如生從何來，死歸何處，乃至成佛作祖這些事，對於當時的村民來說，自然沒有興趣；就算是現代的香港人，也沒有好幾位感興趣的，這正好反映出香港人務實的一面。而祠堂則反映出儒家思想的影響，慎終追遠和尊敬長者仍是中國人保存下來的傳統禮教。
一八四二年，在英國炮艇威脅之下，中英在南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人。其實，在香港尚未被割讓之前，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已經來到中國傳教，當他們聽聞英國得到香港主權之後，便認定這是個大好機會。當時，馬偉信教會在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通過以下決議:「香港｜一個英國的居留地，會為本會活動計劃提供了特別適合的機會」5，並於二月二十二日致電給當時香港的英國代表Henry Pottinger(相等於現時的港督)，向他要一塊地用作建造教堂和學校。結果，教會在現時的摩利臣山興建了第一間馬偉信英華學校一Morrison Anglo Chinese School，也就是香港第一間英國人的教會學校。後來，一八四三年，倫敦的傳道會於中環士丹利街成立了一間神學院，專門教導神父在香港傳教。一八四四年，聖公會建立聖保羅書院。然後，美國的浸信會乃至其他的教會，亦在香港爭相成立了很多教堂和學校。一八五九年，香港的第一位聖公會會督更創辦了拔萃女子訓練學校，這對中國古人所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當時的傳教士並非真的希望培養婦女地位。根據他們的紀錄，培養一班有知識的女子信基督教，目的是為了讓這些女子去配合那些信基督教的男子，從而組織基督教的家庭。從這一點來看，他們都可算是用心良苦6。
香港政府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政府，必然受到英國人對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影響，而對這兩個教會特別尊重，例如在港英政府許多重大的活動中，聖公會(英國的國教)香港會督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排名，是僅次於港督、首席大法官及布政司三人；卻在財政司、律政司、立法局首席議員和行政局議員之上。可見香港政府對這兩個宗教是多麼的尊敬。當然，除了香港政府的支持外，這兩個宗教更得到他們的發源地，如英國、美國，乃至歐洲等國家教會的支持，人力與物力源源不絕地運來香港，支持在香港的傳教士是興建學校及傳教。所以，到了一九二零年的時候，香港上層社會的知識份子大多已經受到英國教會或者是英國文化的深遠影響。他們在星期日公眾假期上教堂，復活節公眾假期吃復活蛋上教堂，聖誕節公眾假期吃火雞上教堂，這都已經成為當時很多香港上層華人社會，一種慣常及正常的活動。可是，由於當時香港華人如此洋化，於是，他們招徠了一些中國文人的指責。譬如，魯迅在一九二七年來到香港，他寫了兩篇文章談香港，．其中有一段文是這樣寫的:「香港雖只是一島，卻活晝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7魯迅毫不客氣地責罵當時洋化了的香港人或華人。中國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書《中國可以說不》，引起很多外國傳媒的興趣。其實，這本有關民族主義的書，談的內容跟魯迅所寫的一樣，就是要中國人不應該盲目地丟接受西方文化和價值觀。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十九和二十世紀是中國一個非常慘痛的時刻，也是中國處於一個巨大變化的時刻，因為二十多年來的政治、文化、傳統乃至價值觀，每一方面都受到挑戰。好像是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香港被割讓予英國;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中國的艦隊輸得一敗塗地;一八九九年，政變失敗，戊戌六君子刑場處死;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朝告終，民國成立。但是，在中國如此混亂，文化受到如此巨大衝擊之時，中國佛教卻出現了好幾百年來未曾有的重興。當時的大德高僧中，重要的是虛雲老和尚。他身兼禪宗五家法脈，重建了八十多間大大小小的道場。他往生的時候一百二十歲，做了和尚一百零一年，因此，他是當時中國佛教的一個最大支柱：也是中國經歷巨變下的一個見證人。還有太虛法師，他鼓吹改革僧伽的制度，將佛教從一個古老保守的形式，轉化為一個接近我們現在認識的模樣。他更在武昌佛學院培育了大量的弘法人材，鼓吹人間佛教，有「仰止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的名句。現在的印順法師也曾受到他的影響。再者當時亦有大名望的居士，如楊仁山居士，他創立金陵刻經處，並將大量佛經印刷使之廣泛流通，此外，他亦開創了近代居士說法的潮流。自他以後，計有歐陽竟無居士、呂徵居士，一直傳到後來的羅時憲居士，都是一脈相承。
總的來說，在那個時代，中國佛教享有多年來沒有的興旺。可是，在同一段時間內，中國國情很混亂，難民開始從中國流入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佛法亦隨之南來到香港。在一九二零年，當時有一個很富有的人｜利希慎(即現時利園家族的發跡人)，因為與人結下仇怨，被仇家暗殺，死於非命。他的太太很是傷心。於是，她的好朋友𠲸顗F夫人(張蓮覺居士)便勸她請棲霞寺的若舜法師在利園舉行水陸法會。根據記載，當時參加的男女善信不下十萬人，而當時全香港祇有六十多萬人，即是說有六份一的人參加了那一次的水陸法會。「因之生信而歸依者，有數千眾，大法之盛得未曾有，此香港有佛法之始」8，那時佛法才開始正式在香港大行其道。同年，太虛法師亦應邀來到香港北角七姊妹的遊樂場講經。因為這是香港第一次的講經法會，報紙大肆宣傳。當時的佛教徒踴躍參加，也有很多人因好奇而前往，根據記載，在散會的時候，連電車也接載不了所有的參加者，許多人要步行回家9。由此可見，一九二零年的時候佛教已經在香港非常流行。
其實，從一九零零年至一九四零年間．，香港有安定的環境，大陸來的人也很多，人口膨脹得很快，由剛才所說的一八四一年的七十多人，到一九零一年增加至三十八萬，一九二零年更遞增至六十多萬，一九四一年已經有一百六十萬人。其中有很多僧人亦在那時候來港，其中包括寶蓮寺的開山祖𠘚j悅、頓修、悅明三位法師，遠參法師，東普陀的茂峰法師等，當時香港的佛教界可謂人才濟濟。而且，它亦有錢財，那時的有錢人、如何東夫人、利希慎夫人、周壽臣爵士、陳正濤、黃學仁等，都是佛教徒，因此，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亦非常之高。現在很多約寺院，譬如寶蓮寺、志蓮淨苑、東蓮覺苑、地塘仔大大小小的茅蓬，乃至東普陀，都是在那時候興建的。所以，當時香港的佛教可說是百花齊放，禪宗的有青山寺、凌雲寺、寶蓮寺(每年都舉行禪七);淨土宗約有寶靜法師興建的香海蓮舍、東蓮覺苑;東密有黎月珍居士在光明臺建立的真言宗居士林;藏密有福金喇嘛(由現在的金剛乘學會劉銳之居士接代)。講經法會和講經的法師更多，如寶靜法師、遠參法師、海仁法師、葦庵法師、顯慈法師等。而傳戒的道場，我們現在祇有寶蓮寺，那時卻有過四間之多，包括青山寺、凌雲寺、寶蓮寺、及竹林禪院；總的來說，香港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非常興旺，社會的地位亦很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的一切宗教活動停頓下來，許多出家人走了，留下來的就跟香港人一起吃苦。戰後，香港社會整體慢慢的復興，佛教亦開始開辦社會事業，如大光義學就在那時候創辦的，香港佛教聯合會亦於一九四五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其中包括來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出家人，那個時候，大小寺院都有僧多粥少的現象，有些僧人更流浪街頭乞食。根據東普陀茂蜂法師的傳記所載，有弟子問茂峰法師：「手中實情，香積幾無隔日之糧，庫中不及百元之積蓄，日下數十清眾，已難維持，倘若一語收單，如潮湧至，計將安出？」(香積即廚房。文意是:寺院已沒有明天的糧，庫房裡連一百元也沒有。現在寺院養幾十個和尚，已經很難維持，如果宣佈接眾，所有僧人就會一窩蜂湧至，那怎麼辦呢？)，法師答：「一莖草葉一滴露，一個和尚一缽齋」，意即照單全收。「聞風所及，一日之內，二千餘指」，即在消息傳開後，一日之內，已有二百多人湧到，不到數天，寺院下來已經有很多人。那時，正是戰後未久，大家仍在艱苦之際，但是，如聖一法師有云：「永遠不會餓死和尚的。」善信在聽到這件事後，都捐獻糧油。十日之內，東普陀已積米數百包。一九四九年，虛雲老和尚來到香港，有人要供養他，他卻說:「不要供養我，眾僧南來，食住艱難，病無醫藥，境況甚苦，東普陀海單接眾，使流亡者得以安身，汝以財力供養我，不如轉贈東普陀供養，功不唐捐。」10。自此之後，香港再沒有露宿街頭的僧人，後來，有很多出家人轉赴台灣，也有很多往外國弘法去，而留在香港的，仍有一定的人數。
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零年，香港佛教隨著增加的人口，可算是有一個穩定的發展：期間有幾件有關佛教的趣聞。一九六零年，馬會的騎師時常墮馬。在一次的跑馬比賽中，有一半的觀眾看到有兩個人騎著同一匹馬跑到大石鼓，過了大石鼓就祇剩下了一個人，因此，大家都說跑馬地鬧鬼。於是，馬會請了一班和尚來超渡，其中包括筏可和尚、倓虛法師和覺光法師等，之後，比賽果然無事。一九六三年，從前的差餉物業估價處，即現在的中國銀行也傳鬧鬼。據說人們進洗手間之後，摸不著門出來；有些別說從廁所門下，清楚地看到有一雙腳，可是，開了門，就不見有人。更加奇怪的是一個舊式的手動打字機，它體積之龐大，根本不能放入抽屜內。但是有一天早上，打字機竟無緣無故地被放置在抽屜內。政府最初請神父去驅鬼，但無效，後來才請了五十六位和尚去放焰口超渡。三個大和尚在最猛鬼的房間內整天誦經超渡，之後，事件才告平息。同年，香港旱災，政府供水，四天一次。於是，佛教界發起求雨法會，當時大大小小的道場都參與，在馬場繞場一圈唸大悲咒求雨，法會有五千人參加。正當唸經求雨的時候，九龍城、紅勘、旺角、北角和中環都下雨，市民歡喜若狂，但很奇怪的是，在跑馬地求雨的地方卻沒有下雨11。
根據覺光法師的說法，就是因為這幾件事，令到當時的市民對佛教興起了一陣熱潮。同時期，香港的佛教團體，在一九五八年，開始籌建佛教醫院，但到醫院開幕的時候，已是一九七零年，共歷十二年之久。由此可反映出當時佛教，雖然比較興旺，但因為無國外的經濟支授而發展不大。就好像興建醫院的經費，大多是來自香港市民的，而當時香港的經濟環境還是處於困難的時刻。
不過，天主教和基督教因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再加上得到他們祖國在人才、錢財、物資的資助，很快便在香港取得很大的發展。戰後，正當出家人連粥也不夠吃的時候，天主教和基督教卻開始給市民派奶粉及麵包。之後，他們還開展很多福利事業，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成立的明愛中心，現在已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名下有四千多個員工，一年的開支達數億元之鉅。此外在六十年代，香港有一些很簡陋的天台學校。後來，教會與政府合作，由政府出錢在新區內興建了許多標準學校，然後將他們交由教會管理。在這樣的環境下，在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信奉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人，當然是增加了許多。還有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不獨得香港政府的支持，他們還隨著西方文化一起，給予人們一個文明，前衛及時髦的印象。
究竟教會的發展對香港有多大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有百份之四十的學校屬於天主教或基督教團體，他們大多數是名校;百份之七十的慈善機構有天主教或基督教背景;百份之二十五的醫院的病床屬於天主教或基督教組織。號外，根據一九八七年的統計，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中，有百份之四十三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而今年(即一九九六年)的六十位立法局議員中，有二十三位(約百份之三十八)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那麼，到底在香港的總人口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佔多少？答案是百份之十左右12。這個數字雖然不大，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卻影響著大部份香港人的生計，包括立法及醫療。這正反影了當時的政府對這兩個教派特別關照，以及西方社會對香港一大群發心傳教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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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之下，佛教在七十及八十年代的發展可說是慢得多。要衡量香港佛教的發展，只有一個比較可靠的數目，就是寶蓮寺戒期求戒的戒子人數。所謂求戒，就是如果一個人要出家，他先要到大道場，參與一個很隆重的儀式，求受三壇大成(即沙彌戒、比丘戒及菩薩戒)，才可得戒成為一個真正的出家人。寶蓮寺自一九二四年開始傳戒，最初每兩年一次，後來改為三年一次。除了戰亂期間之外，開戒事宜從沒有間斷。所以，從觀察寶蓮寺求戒的人數，是能大概知到佛教在香港某一段時間的興衰。譬如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寶蓮寺最初的七次戒期中，平均每次有五十九人求戒。而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二年間，寶蓮寺總共開了六次戒，平均每次有一百五十六人求戒。其中在一九六六年，即在馬會鬧鬼及求雨等事之後，戒子更多達一百九十四人。但是，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零年期間約六次開戒中，平均只有九十三人求戒，較之前的少了五十多人。最可惜的是在一九八四年，只有六十八位求戒，其中男眾出家者十六人，可說廣東和尚是差不多瀕臨絕種的一類了。一直到了一九九三年，求戒的人數才開始回升至一百九十三個，今年(一九九六年)求戒的也有二百零八人13。但最近這兩期的戒子，有很多並不是來自香港的，所以，我們只可說，戒子數目的上升，是反映了佛教在中國和台灣的復興。
為什麼香港的佛教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零年如此衰落？回顧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六的年香港，人口的增長超過一倍，即從一九五一年約二百萬，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約五百五十萬，可惜，求戒出家的人卻下跌多過百份之三十，可以說佛教在那段時間的發展較以前衰落。究竟原因何在？理由很多。其一是香港人對西方文化約吹捧。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九零年間，西方文化乃至價值觀已經深入香港人的文化和價值觀，西方國家在世界政壇上的領導地位，吏便香港人對這個現象，大大受落。當時香港的父母大多不希望子女讀太多中文，反而要他們上英文學校，多讀英文，因此，香港便養了一群半中不西的〝蕃書仔〞。跟中國有關的文化都被扣上一頂落後迷信的帽子，如佛教、道教、打小人，拜黃大仙，求籤問卜，全都被混淆起來，扣以迷信。那個時候，佛教就是遇到這樣的問題。
第二是香港人對運氣的迷信，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其經濟由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開始發展，那時的香港人全都拼命工作。到七十及八十年代，很多人的經濟條件開始穩定，他們比前富有。可是，因為香港的經濟環境人上大落，加上香港人愛好賭搏，便對於所謂運氣及意頭，非常執著。一個跟「8」字有關的車牌，動輒可值過千萬，由此可見香港人的迷信程度。不過，香港人的迷信對出家人十分不利，有些愚夫愚婦看見出家人的光頭便聯想到「輸光」，看到師父就聯想起「輸到苦」。我曾到過世界很多地方去，出家人的地位，在香港可算是最差。
至於佛教的內部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高僧大德的數目貧乏。好像是剛才所說中國來香港講經弘法的一批，如倓虛法師等，到了七、八十年代，差不多大部份已經往生或移民。在較早期的香港僧人中，有四王專稱的都在那段期間相繼往生，他們分別:東普陀的「慈悲王」茂峰法師、寶蓮寺的「福報王」筏可和尚、講楞嚴經的「楞嚴王」海仁法師、專研究法華經的「法華王」遠參法師。所以，當時的佛教界可以說是青黃不接。由於弘法的人才少，造佛事，以喃嘸為生的出家人就相對多了。雖說佛事是因應居士的要求而做，但是，因為喃嘸通常是超渡先人或亡者，有些人便認為遇到和尚或尼姑的時候，便跟喪事有關。所以，佛教亦被誤解成為一個與死亡相關的宗教。另外，有一些和尚在山上修行用功，刻苦地過著農禪的生活，但他們卻被人扣上消極，避世，無進取心的帽子。因此，從七十年代到九零年代，佛教的形象問題，一直是它在香港發展的絆腳石。所以在一九八四年寶蓮寺開戒時，只得六十八人求戒，那便不足為奇了。
況且，當時佛教的書籍流通不廣。由於佛教的義理很深，大部份的經文更是用古文寫成，因此，佛經並非一般市民能看懂的。再者，購買經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一般的書局都沒有販賣佛經。有云：找和尚不容易，找一本佛經也很艱難。所以，雖然當時香港教界仍有一群默默耕耘的中堅份子，但是，由於佛教的形象及經書流通的問題，佛教的發展始終受到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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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到了八十年代初，社會的情況有所改變。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嬰孩已經成長。雖然這一群幸福和有教育的青年，大多是在天主教或基督教學校讀書的，但一神教乃至一言堂的宗教已未能滿足其中一部分人的需求了。他們的智慧水平高，視線廣闊，繼而加強了自信心，所以，他們對宗教的要求亦相應的提高。同時，佛教亦在台灣興起。首先，台灣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比較少，這給予佛教及中國文化一個發展的空間。況且，台灣先後有多位大德的出現，其中的表表者有印順法師、星雲法師，聖嚴法師等，他們對佛教的興起，現代化及普及化，做了很大的貢獻。
在一九八三年，香港約九大佛教青年團體合辦了一個名為「此岸彼岸」的弘法活動。那時，我剛學佛，我當然也去參觀這個弘法大會。我還記得，當時的大會堂展覽廳人多得很，擠得水洩不通。或者，因為當時想找佛教資料及書籍的人很多，可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在那兒可以找到這些材料，故此忽然間有佛教的弘法活動時，他們便踴躍參加。當時我親眼看見青年人對佛教經書的渴求，雖然他們要排隊入內參觀取書，但他們仍非常熱烈。到了現在，無論我們到任何大小的書局，都可看到很多佛教的書籍。就是因為有人買，也因為有很多有關佛教的書籍賣，所以，現在佛教書籍的流通量較之於一九八三年多了許多，這也反映出現在香港佛教興盛的一面。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初期，佛學班更猶如雨後春筍，比比皆是。佛教真正的義理、慈悲的精神、甚深的智慧，已經開始慢慢流入民間，而學佛的門徑也慢慢的多起來。值得我們讚歎的是，現在有三份具規模的報紙定期刊登有關宗教的新聞，其中佛教佔較有大的篇幅。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找佛教的資料，總會較之於一九八零年代容易得多了。再者，這幾年來，知識份子學佛，有錢人捐款和歸依，明星出家，歌星為佛教籌款，台灣星雲法師來辦大型弘法活動等，都把佛教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改善了許多。我們特別要提及的是在一九九三年天壇大佛的開光儀式，新華社社長和港督也一起為大佛剪綵，而天壇大佛更有如紐約的自由神像，倫敦的大笨鐘，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個標誌。現在由譚詠麟、梅艷方等幫助籌款重建中的志蓮淨苑，相信它將來亦會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宗教及旅遊重點。另外，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在香港特區區選委員會內的宗教勞工界的互選中，得票最多，這明顯地反映出覺光法師本人的德望外，也反映了出家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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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佛教近年在香港復興的一些現象和簡單的歷史。但是，佛教不單在香港興起，它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有興起的現象。它興起的原因，當然不單只是我剛才所提及的外在因數。那麼，到底佛教的教義和它內在的因素，如何吸引一般年青人？對於我本人來說，佛教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如實觀的態度。所謂如實觀，就是世界是如此這般，就應如此這般了解;佛不騙人，亦不需要人測想，不要人去信一樣看不見，聽不到，想不到的事物。佛說世間是無常的，我們就去看看它是否無常？我如實地觀察世間，世間是無常的。「無常」當然不代表消極，亦不代表積極，「無常」只是代表一個客觀的事實。就如我們從一方面去看「無常」，可看見若我們不把握機會，機會的花就會凋謝；但若我們執著它不放，它還是會凋謝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把握機會，另一方面則不可執著它，放下它，隨它丟。這就是以如實觀去了解世間的一個好處，它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根本自在的另一面。我們要把握我們現在的人生，所謂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信心難植，善友難求。我們要趕快把握機會，趕快去做，否則，機會一週就沒有了。
當然，佛教還有因果觀，即人要負責自己所做的事。無論一個人做什麼事，他也不能賴說是別人教唆或安排，這是不負責任的心態。佛說，自作自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讀書就識書。若我們放棄讀書，不做功課，自然就不懂書本上的知識。若我們勤力發心去修行，將來成佛的心是我們自己;所謂，人皆可以成佛。而佛是我們的老師，並不是我們的主人或創造者，故稱本師釋迦牟尼佛。佛所成就的，雖然我們現在仍未辦到，將來是可以做到。所以，我們要尊重佛，多謝佛陀的教誨，因為佛陀是我們的老師，令我們得智慧，懂得去學佛，懂得去斷煩惱。
佛法還有一個平等觀。佛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即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或者你會問，為什麼我不是佛？就好像香港的教育理想，是要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大學生，那為什麼不是人人都是大學生？我們可以說是因為某些人的福德智慧不足或不夠動力吧！佛教解說人未能成佛的原因，是因為人有妄想執著。如果我們努力，發大心，依法修行，我們是終歸可以成佛，因為是沒有人會被拒於門外的。我們成佛時，亦等同於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乃至一切佛。
佛法更加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實用性。佛陀的出現，就是為教人如何去斷煩惱，斷苦。如果我們覺得苦、煩惱、空虛、寂寞，或有諸如此類心靈上的不安，我們可以參看佛法教人斷煩惱的方法。對於我來說，一個現世沒有用，或只承諾我死後才有好處的宗教，無異於哄小孩子的承諾。但是學佛對於現世間就有好處，因為能學會面對困難，使內心有一分寧靜，安樂，自在。我學了十多年佛，出家亦已有六年多，我可以告訴你，學佛修行，真的可以斷煩惱，若然妳不相信，大可以試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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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單說了一些影響佛教在香港發展的內在和外在的因素。其實，對個人抉擇宗教信仰來說，內在的因素是最重要。因為內在的因素，是可以培養及影響一個人的修養、品德，及增長我們處事和對人的智慧。佛法就是教我們如何不存幻想，如實觀察世間，從而產生智慧，能以此智慧來轉化內心中的煩惱；以無自私心的精神來利益及幫助一切生命。
香港經過近幾十年的經濟急速發展，個人主義及拜金主義的膨漲，性開放及港人沉醉於眼前物欲約滿足，經已令到維繫一個健康的家庭越來越困難。有破碎的家，就有受了創傷的孩子，孩子長大後，就是苦惱的成年人。破碎的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搖籃。所以，為了社會得到長遠體康的發展，我們應該積極地提倡個人品德的培育，年青人更應學習捍勞忍苦，有為未來而努力的心智。自古以來，信仰宗教是人類自然發展的一部分，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平衡人類自私及迷戀物欲的短視心態。所以宗教信仰，已經是我們社會應該積極推行的事了。
到底佛教的發展，在未來的香港又如何？我相信佛教在九七年回歸中國之後，會有更大的發展。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說，現在佛教經書的流通比以前多，傳媒對佛教興趣也比以前大，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在未來的特區政府，佛教與及其他宗教到得平等公道，一視同仁的對待。在「二千年十大趨勢」，的一書內所談及宗教未來的發展，不是一般人所說的衰落，而是在公元二千年，宗教發展是一個大趨勢。現在人可以選擇的宗教比以前多，我相信在平等競爭之下，佛教的前途是光明的，猶如日出東方。
中國現在除了經濟的發展，更說精神文明;他們鼓吹人要有公德心，家庭要和諧，對黃、賭、毒要抑制。大概一個月前我曾到順德講過一次經，來聽經的人是意想不到的多。當然我是得到當地領導人的容許乃至幫忙，才可以講經，否則若貿然回中國講經，會被他們逮捕坐牢。當時的宣傳，只是在寺院門口貼了一張海報，說某月某日有香港和尚來講經。第一天來聽經約有二、三百人，到結經那天，已是一千人了。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佛教或對宗教的渴求是如何厲害；也反影了群眾希望藉著宗教信仰而去平衡內心的煩惱、空虛、無奈，與及改善社會自私的現象，乃至消解商人對盈利及效率無窮的追求。若佛教在國內得到一定的發展，香港佛教必定得以隨之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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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再談香港〞魯迅 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941)盧瑋鑾編 華風書局1983P．l7
9.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葉文意，法相學會集刊第三輯 1992
10.香港佛教與佛寺，永明法師。寶蓮寺 1993年 P．71?2
14 〝MEGA TRENDS〞﹐ JOHN NAISB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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